“我不认可红包协议，我自己也没有签订，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11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参加中日友好医院讲座，被问及怎么看待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时说，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会让公众认为医生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此番言论也让“拒收红包协议”再引争议。(11月17日《新京报》)

拒收红包的协议不过是一张缺乏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绝大多数仁心仁术的医生本不需如此，少数可能收红包的医生也不会因此就放弃收红包的行为，充其量变得更加隐蔽罢了。倒是对公众来说，签署不送红包的协议，算得上是一种理念培训：原来看病并不需要一定送红包。看病送红包的顽疾，不可能一朝一日便治好，但终究是需要治的。医患关系的紧张，与这种顽疾，到底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如此一看，拒收红包的协议并不是单方面的，还有患者拒送红包的协议呢!如果一纸协议有用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让公务员都签一份“拒绝贪污腐败”的协议呢?

不可否认，在一些地方，医务人员收受患者及家属的红包已成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而“拒收红包协议”目的在于将外部控制和内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杜绝失范行为，可谓初衷良善。也应当看到，“拒收红包”本是从业的基本准则，付诸签协议的方式，无非是在形式上对这一准则进行强调。然而，在信息不对称和权利失衡的格局下，患者送红包有着错综复杂的动机。光有道德约束，缺乏配套的行业监督，很难制止这股歪风。

协议毕竟只是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很难产生啥效果。只要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仍然存在，看病难依旧无解，收受红包就很难禁绝，毕竟医疗资源处于卖方市场。再者说，收红包的医生毕竟还是少数，不管这样的协议有没有效果，但有一棍子打死所有医生的嫌疑，是对医生职业的不尊重，笔者认为还是不搞这样的协议为好。医者救死扶伤本是分内之事，收红包本就不应该，而如今却要签订拒收红包协议，难怪会有人说，好似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医生治病救人不仅是一种基于社会分工的职业选择，它更是保障公民健康的德行善举和生命托付。“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治标而不能治本，逃不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

文/郑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