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全国大中城市居民用水价格“涨”声一片，触发社会对价格波动的敏感神经。为何一些城市选择“集体”涨价？水价上涨如何兼顾百姓承受能力？“供水成本”能否公开透明？水价到底该怎么调更合理？针对一些地方政府密集出台有关调整水价的政策，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了通知，要求合理把握水价调整的力度和时机，防止集中出台调价项目。 

对于水、电、煤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来说，“改革就是涨价”几乎已成为一种惯例。纵观这些年水价频繁上涨的轨迹，很多地方都走出了一条“涨价—盈利—亏损—涨价”的怪异曲线，每一次涨价前固然总是先闻听到巨亏的抱怨，吊诡的是，即便涨价频率再高，供水企业的下一轮巨亏却始终近在眼前。 

经历过频繁的水价上调之后，公众似乎慢慢接受了一种说法：水价适度上涨是合理的，关键是不能超出民众的承受能力。与此配合默契的是，各地上调水价也总要强调没有超出民众的承受能力。有一句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莫名其妙的话叫“水价上涨的空间仍很大”，似乎水价天生就是必须上涨而不能下降的。 

其实，如果我们细究一下背后的涨价逻辑，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偷换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水价适度上涨合理”的说法，是因为水资源本身的宝贵和稀缺；可是，水价频繁上涨所增加的只是供水企业的收入，而与水资源本身的价值提高根本没有关系。水价组成一般包括水资源费、固定成本和运行成本，其中体现水资源价值的是水资源费。现在，水资源的费税改革尚未进行，水资源费亦未上涨，虽然水价上涨打着“提高资源性产品价格”、“保护水资源”之类的旗号，可实际上不过是尽数进了供水企业的荷包而已。说白了，水价上涨不会在国库中增加哪怕一分钱用于保护水资源。这样的水价上涨，难道仍然天生具备合理性吗？ 

眼下的水价普涨既然无关水资源价值提高，而纯粹肇因于垄断供水企业自身，那么，讨论水价上涨是否合理，就应该只是一个单纯的商业问题，而不是什么资源问题。我们要明确区分开“水价涨”与“水税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然后扯掉“促进节约用水”之类的大旗，专事讨论供水企业的成本上涨是否足以作为调价理由。而要厘清这一点，当然首先需要一份细致清晰的明白账，供水成本核算以及水价成本监审，都要经得起公众和舆论的质疑。比如，供水企业是否真的亏损？如果亏损，又是因为哪一块的成本增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消费者该不该为此埋单？ 

在涨价上向来要求“与国际接轨”者，最喜欢拿国外数据和国内相比。比如经济学家张卓元曾表示，我国城市水价普遍偏低，目前仅为国际水价的三分之一；“世界银行建议一国居民用水开支应占其可支配收入的3%至4%，而中国目前的水平不足2%”，也经常被作为“中国目前居民用水价格还存在较大上涨空间”的论据。问题是，国外的水价高，究竟是因为交给国库的水资源税高，还是因为交给供水企业的供水服务费高呢？单纯比较水价没有意义，更值得比较的是水价里面的供水企业服务成本，以及供水企业的服务质量。别的不说，国外供水企业提供的是可以直接饮用的直饮水，这与我国很多地方弥散着浓浓漂白粉气味根本不能泡茶的自来水，是一回事吗？(舒圣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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