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摆脱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扩大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而扩大消费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提高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因此，决策层在政策调控中应尽力避免陷入凯恩斯主义的经验思维，亟须着力提升政策投放的精准度和针对性。尤其是广大百姓热望的就业与收入增长，应是经济困难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完全有条件更好地解决困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收入差距问题。如今，中国不仅有着较为雄厚的财力，也有着解决收入差距的基本思路，而中国一向引以为傲的执行力更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问题的关键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层面，来认识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紧迫性。 

从收入分配调节的有关思路来看，无论是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还是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度，以及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设，落实最低工资制度等等，都有可能触及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实际利益。而社会热望的调整初次分配，破除企业进入市场壁垒，强化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缩减行政开支支出，以及加快统筹城乡改革实现在城市就业农民工的稳定转移等，无一不是系统性和难度极大的改革。迫切需要政府能够有直面自我改革的勇气，需要政府敢于对影响力极大的国企动手术。我们冀望，政府在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能够通过适当的分配制度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中国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消费冲动势将迸发出来，政府所期望的经济增长转型与社会和谐也将水到渠成。（中国证券报 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 李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