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营企业在沿海地区经济中的贡献，这种关爱之动机和举动并不难理解；而且，客观地说，与一些地方赤裸裸地照顾甚至袒护资本相比，当地政府以这种“出钱培训、改良老板”的形式介入市场，相对显得更为克制和理性。 

既然如此，为何反对的声音仍占主流呢？在花大本钱“培养富二代”问题上，是否还遗忘了什么？ 

不可否认，中国民企的“守业难”和“后继乏人”问题早已存在，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有所作为，值得肯定。但这种作为不宜越位、错位。提高民企接班人的守业、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一方面，这种官方包办的集中培训，是否会无意间强化“儿子再无能也要接班”的小农意识，阻碍中国家族企业的“经理人职业化”进程，颇令人怀疑；另一方面，有目共睹，中国“富二代”们眼下最缺的，除了经营能力外，更关键是守法意识、游戏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和忧劳苦干精神。 

一些“富二代”，衔玉而生，不知民间疾苦，不知父辈打拼的艰辛，在家庭宠爱下胸无大志、游戏人生，成为垮掉的一代；一些“富二代”从小习惯于高人一等的生活，在社会的骄纵下道德沦丧、无所顾忌，事实上在杭州飙车案前后，北京、重庆等地也发生过“富二代”飙车致人死伤悲剧。因此，对这些民企接班人，勿“溺爱”，须“严爱”，在进行理论性、知识性传授的同时，更要通过“实证研究”、实地考察、身体力行等，让他们接触黎民疾苦，激发奋斗劲头；目睹权钱交易、违法乱纪商人的前车之鉴。 

“富二代”所受的宠爱，还比照出“穷二代”的寂寥。进城务工者子女上学难题久拖不决、农民一家13年纯收入才供得起一名大学生、企业招工仅限城市户口……“穷二代”的存在和延续，让贫穷和不公平感得以世袭，阶层流动在某些群体中僵化停滞，可能最终危及社会秩序。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系统，除了发展经济外，还需考虑诸多方面，如社会稳定、民众公平感和幸福感等等。对于政府而言，有时反倒是这些方面更显紧要，更需发挥政府“守夜人”的本职。（广州日报 徐 锋）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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