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总理的亲自过问之下，尹锐的转学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然而，这份迟来的转学关爱并不是当地政府主动给予的，而是经过总理的亲自过问才解决的。如果抛开总理视察过程的巧合，这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转学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一些有着同样焦虑和困难的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是否能够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关注？这些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满意的结局之后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既然上级过问就能解决，说明转学本是件合乎规范的事情，只是有关方面在制度设计上刻意给学生转学设置了过高的门槛。进一步追问下去，除了教育领域，其它民生领域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制度性障碍？如果这种制度性阻力的确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就当尽快下大力将其破除，而不是静等上级直接发现和介入才引起重视。 

老百姓办事难现象的确存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仅没有立足于如何最大限度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更有甚者，即便当事人“求助于门”也漠然处之。这些都是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的表现，而温州市外来务工子女遇到的转学难问题，只不过是这种服务意识欠缺的一个缩影。 

我们也相信，即便不是总理视察过程中发现尹锐的转学难问题，地方官员如果知晓的话，也一定会尽快协调解决。关键是，此类问题为何直到总理来才被发现？这说明一些地方的民生诉求渠道尚不通畅，一些地方官员不是不想为百姓办事，而是无法真正知晓百姓生活的难处、痛处究竟在哪里。 

在总理亲自过问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转学一事后，地方政府应该以此为契机，深入查找和反思百姓民意诉求究竟被“梗阻”在了何处，这也正是加强政府与群众沟通、改善当地政府形象的当务之急。（毕晓哲）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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