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电力等涉案企业名单越排越长（见8月20日《京华时报》），至今却未见司法部门主动介入。 
按照国资委的说法，目前几家中央企业正在展开内部调查，国资委纪律检查“主要是针对央企的负责人和领导，企业内部的问题首先要自查清楚”。问题在于，受贿有单位受贿与个人受贿两种，单位收取贿赂，是破坏公平竞争秩序，为海外企业牟取利益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单位本身就是受贿主体，甚至可能成为犯罪主体，显然不可能查得清楚，纠得出来。 
另一种是个人受贿，如果受贿者只是具体业务的经办人倒还好说，可多数情况下，行贿目标锁定的可能是“说话管用”的人，是企业的负责人或高层管理人员，指望他们自己把自己给“挖”出来，似乎强人所难。以东方电气为例，尽管该公司声明，已经第一时间进行排查核实，尚未发现有违反相关制度的行为，也没有发现相关人员有接受商业贿赂的行为，这类声明用语寥寥，缺乏详细的事实支撑，公信力很值得怀疑，更有甚者，一些企业仍然保持着沉默，不接受媒体采访，它们是否真在“自查自纠”只有天知道。 
俗话说得好：任何人都无权做自己的法官。排除利益回避因素，企业自查自纠，也无法解决性质认定的难题。美国司法部查处国内企业的腐败行为，根据的是《海外反腐败法》及国内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对什么是“商业贿赂”，什么是正常的经济来往，有着非常明确的界定。企业根据法律制订行业、员工自律手册，大家只需对号入座，就知道哪类行为属于“高压线”，哪些地方位于“安全区”。像CCI这样向企业高管送现金，为客户子女支付学费，安排企业员工及其家属海外旅游，一看就是明显违法的。 
可是，在商业贿赂行为的界定方面，我国的法律、规章一直相对模糊，大家都知道收红包、拿回扣属于受贿，但现代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十分复杂，很多情况下，就连当事人都搞不清自己行为的性质。比如，医药企业能否赞助医院的学术活动？企业对事业单位的捐赠如何与对单位行贿相区分？长期以来，无论中外企业，都曾主动向我国反商业贿赂主管行政部门提出过请求，希望他们及时更新法规，对商业贿赂行为做出更明确的界定，避免大家在实际操作中无心“踩雷”。可是，反商业贿赂行动开展了三年，我们还是没有见到类似法规、规章的出现。如果企业连自己行为的性质都搞不清楚，又怎能指望它们在自查中分清是非对错呢？ 
综合上面两个方面，在企业反腐问题上，由企业先搞自查自纠，发现线索，是非常不合适的。更何况《刑事诉讼法》第83条已经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说明企业自查并非启动侦查的前置程序。美国司法部的报告已经详尽到行贿的时间、地点、金额，有些行贿者甚至已被美国国内法院定罪，这些报告或判决，已经是最好的查案线索，也足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发生，既然如此，我们的司法机关，实在不能再坐视不动了。(新京报社论)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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