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们的“最大感受”，恰恰印证了此次考试在命题方向、价值取向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秉持“干什么考什么”的命题原则，则能够在这样的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人，一定是平时注重积累，富有实践经验的人。

从前，考试最大的弊端是干什么不考什么，不少公务员迷信考试用书和命题专家，就是明证。考试与工作脱节，出现了所谓“干得好不如考得好”的偏向，让很多有实际才干的人心不平、气不顺。

“干”与“考”成“两张皮”，“分”与“能”反差惊人，这不能怪考生，也不能怪考试，只能怪命题。有什么样的命题，就有什么样的指挥棒。如果命题都能像广东这样“三贴近”，“干”与“考”、“分”与“能”趋于一致，就有可能把“对”的人选拔到“对”的岗位上去。倘若反其道而行之，则只能在促进考试市场畸型繁荣的同时，选拔出未必能于实际工作胜任愉快的应试型干部。

进一步看，命题方向在根本上又取决于价值取向。所谓正确的价值取向，就是通过考试，使真正能干的人得到合适的新平台，干得更好，贡献更大。一个特定的岗位，并不是凡有能干之声的人都能胜任的。但谁更适合？自荐靠不住，再权威的“伯乐”也难塞众人之口，只能靠考试；而此种十分个性化的考试若要推行，就必须贯彻“干什么考什么”的原则。

有了“干什么考什么”、“让干得好的人考得好”的进步，则“干什么不考什么”的景象就理应成为历史陈迹。无视进步而抱残守缺的人或事，想必还是有的，但这实已不能称之为落伍，而很可能与仍然试图把个人意志和私欲凌驾于考试公器之上有关。（滕朝阳）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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