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说是确立了一个原则，至于如何落实，如何对绩效实施数据化考核，并转化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暂时尚处于未知状态。关注者因此展开讨论，可能往好的方面设想，期待付出与回报成适当比例；也可能往坏的方面设想，害怕因此形成关联效应、特殊利益，损害了普通公众利益。很正常的，这是公众应有的权利，实际也有助于决策者集思广益，“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诗经》上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意谓古代的贤人，乐于向包括割草打柴者在内的普通民众征求意见，以为制定政策、措施的参考；《论衡》中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

立足绩效本身，概而言之，于事业单位，绩效云者，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绩效与公益绩效。

经济绩效于人印象深刻，特别容易操作。就是以营业额或者利润额为基数，确定提成比例，返给劳动者作报酬。适用于企业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事业单位。即付出了更多劳动、创造了更高劳动价值的劳动者，理应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报酬。

但行业公共属性决定了，对于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不能单纯决定于经济绩效，还要在一定程度、甚至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公益绩效。

公益绩效注重的，不是经济利益得失，而是具体行为是否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底线性质的公平，是否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为此，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经济利益，做“亏本买卖”。

以珠海模式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为例，为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个城市坚持在城市社区实行政府面向众多民营医疗机构购买服务，而在广大农村，则实行了政府包干。因为偏僻农村的业务量根本不足以保证市场主体的市场化生存，不实行政府包干，可能不会有医疗机构愿意为村民提供公共保障性质的医疗服务。对于村民而言，后者意味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将可望不可即，就可能沦为单纯理论上的保障、落不到实处的“口头支票”。在此前提下，一个服务在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工作者，可能在单位时间里接诊不了多少病人，但尽管他就是等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被量化的经济数据“很难看”，却绝不能够说，他的等待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必须承认其社会价值，并必须在物质以及精神上给予适当补偿。否则就留不住合适的人，而没有了合适的人，公益事业的顺利展开就成了空话。

同样的公益绩效，也存在于教育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公益事业上。一个中西部地区最基层的农村小学的教师，受客观条件限制，可能就教育着10多个学生，然而，他工作的公益绩效，却不是任何人能够否认的。

近些年来，陆续出台了一些优待性措施，以减免大学学费、给予特别津贴等多种方式给自愿去基层工作者适当补偿，实际上，便是对他们工作的公益绩效的补偿。

经济绩效与公益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如何权衡取舍，实现分配的公平，体现劳动的应有价值，避免不劳而获，同时也避免相关机构与人员唯利是图、为了一己之不当所得竞相提高公共服务价格以牟取暴利，将成为公共管理难题。但无论如何，公益绩效是必须正视，必须予以适当补偿的。（许斌）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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