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中，领导干部辞职“下海”，退休后利用原来的职务影响拿高薪，到社会中介机构、营利性组织投资入股，用原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谋取利益，这种现象已经积弊多年，也不是上海等地方特有的。这些离开仕途的人士，倚仗企业当初对自己的依附关系，为其未来商途开路和增值。在我们的国情中，官员尤其是行政首长、审批官员掌握市场资源之多，权力之重，都是任何职业都无法比拟的。这种与市场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带给官员下海以众多的机遇和隐性权力。官员明白从政不能从商，那么下海应该就难以再受约束，几乎是自由人了。辞官下海者，当然不是做官做烦了，而是因为做官的好处可以移植到商业用途上。此类官场下海者绝不是为做个小老板，其担任的都是营利机构的要职，以其影响力持续带来取之不尽的人脉资源和影响力，哪怕是做个荣誉主席、协会会长，都让企业在行业内能一呼百应，胜过公关和广告。 

按道理说，人走茶凉，为什么官员变平民后还能发挥余热，这才是关键的问题。首先，官员和原来的同僚、上下级总有裙带派系关系，那么从事经营活动时，要获得原来同僚的默许和绿灯还是有捷径有优势的。下海者谙熟潜规则，也会对开绿灯的部门给予回报。人情加金钱，让相关部门成为自己的后盾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身居高位者有胜过普通人的影响力，社交圈子依旧。通过社会关系网，既能给原来效忠的政府部门输送利益，也能满足自己的逐利性。官员下海群体也就成了政府部门逐利者和市场之间的最好桥梁。所有政府不方便出手的牟利之事，都能借助下海者角色来完成，财政支出在体外循环，自然也能更加顺畅，并且都很难发现违法轨迹。 

由此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市场主体们不但要在公开的游戏规则中竞争资源，还要争夺众多下海官员的加盟，为自己的行业或企业撑腰。通过下海者的潜在权力，控制市场上无法获得的资源和通道。如此对广大守法经营者带来的不公平，深刻磨蚀着市场经济的肌体。官员下海当老板的示范作用，既给在职者以诱惑，又给自由竞争环境以威胁，更是公共资源的一大漏洞，危害是非常深远而隐蔽的。因此上海制定这个法规，首先是一个警示，但要真正杜绝肃清，还是要有更强有力的立法执法跟进才能奏效，尤其是对那些游走于官商之间的人群如何监控和定义，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羊城晚报 耀琪）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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