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道”问题曾引起不少的争论。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渐趋一致：“文道结合，不应偏废，不可分割”，教学大纲对此也做了明确的阐释。这为语文教师的施教指明了方向。但是，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做到“文道结合”，如何搞好“渗透”教育，却又是个既陈旧又迫切的话题。
    我认为在语文学科中要搞好“渗透”，关键是要把握语文学科“思想教育”的内容，即对“道”的理解。那种认为思想教育必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必须配合某项具体的政治任务，否则便不是“渗透”的看法是狭隘的、片面的。而“道”的内容应该是更为宽泛的。自信心、同情心、进取心的培养：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爱国主义的培养等等，都应该是“道”的统辖范围，这也正是语文教学进行“渗透”所应承担的任务。其次就是要注意区别与政治课的不同。虽然它们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教育的内容也有重复和交叉的特点，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并不因此而缩小或消失。
    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在“渗透”中因缺乏系统性、理论性，势必增大灵活性、随意性，故而，在把握上述几点的前提下，还应防止几个偏向：
    厚古薄今。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她具有丰富而灿烂的文化，这一点语文教材中也有很大程度的体现。引导学生认识这些精华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义务。但是不能因此而怀古伤今，发思古之幽情。而应当着眼于学生现实和未来的需要，去引导学生挖掘教材中的精髓。古文篇目大多是对历史的咀嚼，是对古色古香的品味，是对既往情景的欣赏和陶醉，这些与现实相去甚远，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自然也有很大的距离。而现代选文则不然，它们是对现代生活的反射或对未来世界的预测，既有时代风貌的展示，也有对人生真谛的探寻，这些不仅是语文教材，更是人生的教科书。如果说不能因此而忽视对文言选文的内容进行挖掘分析的话，那么尤其不能因为文言文而轻视对现代选文的分析评价、学习借鉴。试想，如果只重视刘兰芝这个形象的反抗性格的赞扬而不经意于黄淑英革命精神的歌颂；如果只陶醉于陶渊明“虚室有余闲”的隐居田园的情调而游离于对蒋筑英、罗健夫在顺境、逆境始终如一的忠诚和执著、追求的品质的分析、放大，那么这不仅会步入“渗透”的误区，而且是对整个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失当的把握。
    反多正少。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渗透”，就必须联系社会，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联系，既要注意因文而联，又要着眼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如果一味地津津乐道那些消极、阴暗的噱头，久而久之，这些信息必然在学生的心田积淀为前进中的包袱，成为负诱导。比如，学习《警察和赞美诗》一文，不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而倾心于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类比；学习《记王忠肃公翱事》，不注意用人物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廉洁奉公的品质去感染教育学生，去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而是热衷于搜集罗列现实中与王翱公相反的事例做对比，这些都是不恰当的做法。当然，笔者绝无意于否定反面联系，而是强调要注意正反的比例以及联系的着眼点、出发点，也就是我们进行“渗透”的目的。
    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语文教材中涉及自然科学的选文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在教学中又常常因为这些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而忽视他们作为“渗透”的载体这一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学科间的联系交叉越来越明显，因而文理间的渗透尤其应该引起中学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否则，学生的思维就会受到限制，不易成为一个全面、健康发展的人。当然，让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去编一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篇目相当的教材或者让语文教师去讲解某一门自然科学的知识，那都是苛求，是不恰当的。但是，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等方面的意志、品质，却是我们每个中学语文教师应该也能够承担的义务。
    总而言之，语文无论如何都必须首先是语文。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必须紧扣语文课的特点，必须紧扣语文教学的目的，适时、适量、适当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使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收到最佳的育人效应。杨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