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国学，传承经典，向村民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武永贤在贾罕村推行“以孝治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文化基础。
    当谈到“以孝治村”方略的提出时，他的情绪显得异常的亢奋，他的话语像开了闸的渠水滔滔不绝。
    他是从尧文化开始谈起的。他说，2011年，襄汾县县委提出在文化上打造“帝尧文化之都”，2012年9月17日至21日，举办了“首届中国·陶寺帝尧文化旅游节”，主题是：中国源头·文明根祖。帝尧文化核心内容是什么？专家们有共识，即：和合之道、揖攘之德、洵谋之风、节俭之行。说白了，是讲，帝尧是和、合文化的创始者，是孝文化的倡导者，是民主政治的首创者，是节俭之风的践行者。
    如今，和合已成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和核心价值。尧王设诽谤之木谏言之鼓，开民主政治之先河，如今仍须为政者效法。尧传说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不传子而传贤，禅位于舜。何以传舜？盖因舜的孝行感动了他，天下第一孝之“孝感天帝”讲道：虞舜，姓姚名重华。小时，生母即亡，常遭继母陷害。舜修补仓房，继母放火烧房。舜去掏井，继母将井盖住。多次陷害均为得逞。舜不但不怀恨，反而孝道日谨。舜耕于骊山之下，天使大象替耕，乌代耘。尧帝闻舜大孝并有才华，就将帝位传于舜，并将娥皇、女英二女嫁于舜为妻。他又从两个女儿那里考察舜的德行，看他能否理好家政。舜与娥皇、女英住在沩水河边，依理而行事，二女都对舜十分倾心，恪守妇道。尧又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臣民都乐意听他的指挥，普遍依照“五典”行事。
    尧建都在襄汾陶寺，如此说来，孝文化的根源就在襄汾，而帝尧则是孝文化的首倡者。
    自帝尧倡导孝道始，孝道文化即在全国推行之，至今已近5000年。历久不衰。在我们襄汾县的汾城镇孝村，有赵国大将李牧将军墓地，其子荣庐墓三年，遂名村为孝子村。西晋时官拜礼部尚书、右仆射光禄大夫之邓伯道，在祖陵边结草为庐，为祖父与父亲守孝9年，孝悌之声名播华夏。据清史《儒林传》记载，咸丰二年任襄陵知县的朱次琦，在任职期间，整修邓伯道祠作为孝学之地。
    百善孝为先。孝文化在民族文化中有极强的认同感。在我们民族传统中，寻找全民族的共同之处，只有在文化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在文化上有了强烈的认同感，这个民族才能历久不衰，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孝道文化即有极强的民族认同感。武永贤说，我提出“以孝治村”，就是看准了孝文化这个民族中有极强的认同感。
    他接着说，国人对圣贤还有一种敬畏感。我之所以痴情国学即儒学的经典的传承，就是看准了民众对圣人的崇敬与敬畏。他劝，为人妻者要做贤妇，挂在村边的话是“妻贤夫祸少”；他劝，儿女要对父母行孝，常说的是“子孝父心安”。他曾用清代大儒石天基撰写的《劝孝歌》教育一对不孝敬父母的儿子与儿媳，他拿出《村民素质教育丛书》的“孝敬篇”，面对那对不孝敬老人的儿子与儿媳念道:“世上不孝子，听我与君述。不念父母恩，令人戳指头……取得妻来家，鱼水情和睦。看妻颜如玉，看母面如土。母若责一言，顶撞怒双目……此等不孝人，不如禽如畜……勿以不孝头，枉顶大房屋。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谷。勿以不孝身，枉着人衣服。”听罢此劝孝歌，小两口泪流满面，检讨了不孝敬老人的错误。
    武永贤说，用圣贤之语教化民众，可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比讲大道理要管用的多。
    在谈及孝道文化时，他与笔者谈起代沟问题。他说，我有切身体会，当代人读老子、孔子、庄子、墨子都没感觉有什么代沟，怎么父子之间倒常有代沟呢？可见代沟这东西，愚者有，智者无。
    讲了一阵子孝道文化的历史渊源后，武永贤由远至近讲了他们村孝子崔明山孝老爱亲的事迹。崔明山6岁丧父，母亲改嫁，靠奶奶抚养成人。明山成年后娶乡宁县山区姑娘为妻，将岳父母接到家中，关照衣食起居，无微不至。对他未尽过一日养育之恩的继父死后，明山又将生母接回来，百般孝敬养老送终，成为全村孝敬老人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武永贤的主导下，2005年全村开展了一次评选孝子、贤孙、好媳妇、好婆婆的活动，并把农历六月十九的贾罕村庙会更名为孝文化节，给评出来的24位孝子、贤孙、好媳妇、好婆婆披红戴花，在锣鼓旗伞簇拥中，沿村大街小巷游行一趟，被评为孝老爱亲楷模者甚感风光。
    在这届孝文化节上，还请来运城市盐湖区蒲剧团，演出了《杀狗》《清风亭》等传统劝孝戏曲节目。
    “以孝治村”开展了三年，村民素质明显提高，村风明显好转，打架斗殴的少了，惹是生非的少了，虐待老人的绝迹了。而做善事的多了，孝敬老人的多了，科技致富的多了。

    “以孝治村”  引发热议

    多年来，新闻媒体对武永贤在贾罕村施行“以孝治村”是非常关注的。襄汾县电视台、临汾市电视台、《临汾日报》、山西电视台、黄河电视台、《山西日报》《三晋都市报》《交流》《山西农民报》等主流媒体都作过报道。武永贤确实风光了一段时间。2004年被评为“襄汾县十佳农村党支部书记”，2005年他又被评为“襄汾县十大文化新闻人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2006年贾罕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武永贤以十几票之差落选了。
    落选对他的打击很大，对一些村民抱怨他“抓精神文明的一手硬，抓物质文明的一手软”，内心里也不大服气。
    《山西农民报》记者，在他落选后曾写过一篇报道，题目是：《一位农村干部的文化郁结》。
    2011年5月初，《山西农民报》记者米厚民、柴俊杰，再次采访了武永贤，5月20日，《山西农民报》在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以《“以孝治村”之路为何越走越窄》为题，刊登了武永贤推行“以孝治村”走过的道路。 
    文章所加编者按，写道：“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增长，曾被誉为人类发展的两翼。比翼齐飞，则姿态优美，发展稳健；若有一翼畸短，翱翔变成空想。在我省一些村庄，经济建设高歌猛进，社会风气难如人意。在襄汾县贾罕村，则呈现为另一种状态：精神文明一枝独秀，传统文化受到热捧。但物质财富积累缓慢，农民精神富裕了，钱包却没有鼓起来。（注：钱包鼓不鼓是相对的，贾罕村比周边村还是富裕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缺乏经济支撑的村庄建设能否成功，值得我们思考。”

    一石激起千层浪

    从5月20日到6月15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紧扣“以孝治村”主题，《山西农民报》发起的“农村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大讨论持续升温。其间，《山西农民报》用8个版面，发表了23位不同职业身份者撰写的文章。
    著文者，有乡镇基层干部，有从事农村工作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有媒体人。
    七嘴八舌话“以孝治村”，众说纷纭，大体有三种声音。
    一种是反对声，认为武永贤路子走错了，一个村干部应该首先带领大家发展经济，实行“以孝治村”不务正业；一种是鼓励声，认为武永贤路子走的不错，通过“以孝治村”提高村民素质，进而推动经    济快速发展，是对“治标”还是“治本”认真思考后的选择；还有一种声音是补缺声，即农村应该两条腿走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现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撰文观点。
    不少讨论者对武永贤的做法表示无法赞同。绛县陈村镇党委书记马春海就认为，武永贤的失误在于：“一是他对传统经典文化的理解不足，认识不够(注：武永贤承认这个看法)……当前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百姓的需求层次有了极大提高，单纯用‘孝’来改变农村面貌，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二是他没有真正领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要求，脱离物质抓精神，脱离发展抓和谐。”山西省农委研究院冯京民认为，武永贤作为贾罕村的带头人，极力推行“以孝治村”，把宣传孝道文化建设作为重头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村民的凝聚力。但从长远看，这样大搞单纯的孝文化建设，没能带动全村走向增收致富，无疑是失误的。
    襄汾县南贾镇优质玉米种子生产合作社理事长郭高升说：“行孝，必须有孝力，即有经济能力。一个老人生了病，儿子‘孝顺’久坐床前，少吃无食，老人死了，不为‘孝’。如有钱马上去医院花费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老人病好了，这为真‘孝’。”《山西农民报》讨论期间发表的文章，武永贤对每篇文章都认真看并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