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顾文    

 摄影艺术开创了以图片为媒介传递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艺术信息的视境，突破了图片仅仅作为审美中介的局限，使其具有现实和审美的双重话语意义。

摄影符号具有现实意义。现实符号是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工具，也是进入摄影艺术世界的阶梯。世界摄影史上的一些名作，像刘易斯·海因的《劳动中的人们》，画面上出现的一张张工人的面孔和他们工作的环境，表现了底层劳工工作的阴暗面；尤金·史密斯拍摄的《水俣病》，母亲无助地望着自己汞中毒的孩子的场面，反映了日本水污染所造成的严重危害。20世纪90年代，解海龙拍摄的《大眼睛》，一个手握铅笔眼睛中充满了希望的小女孩，反映了贫困地区的儿童对知识的渴望。对每一张摄影作品的解读，都可以获得感性、知性的意义认知。大卫·普洛登评价纪实摄影时说“照片独特的力量在于传达一种存在的感觉，在于保存既成的事物。这种力量使得看到照片的任何人都能探索到那个地方的主题，就像他亲临现场一般，能够与影像产生关联，即便是照片中的实物早已不存在”。摄影艺术只有与现实世界相联系，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将日常生活经验与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联系，实现契合一致，摄影作品才能被理解。

摄影作品符号具有审美意义。英国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把“艺术品最基本的性质”视为“有意味的形式”。“形式”作为艺术符号的能指，“意味”就是所指，它们的结合构成了艺术符号，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艺术符号的能指也就是“形式”通常是指艺术形象，它是艺术反映社会生活可感性的形式，以其光、声、形作用于审美者的感官。而艺术符号的所指也就是“意味”，是指艺术品所传达的审美情感，是含蓄多义的。提出“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布列松说过“不是你们在照相，而是相在照你们”。摄影的巨大吸引力在于通过捕捉决定性瞬间来抓住确确实实存在的东西。在布列松的照片中，可以找到许多弥合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分歧的影像。解海龙希望通过作品，促使国人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缺憾和问题，呼唤爱心。

摄影符号具有表征作用，蕴含着特有的文化信息，通过真实的画面和多义性的内涵来表征社会和历史，它使一幅幅照片成为战争、灾难、环境污染、社会变迁的目击者和现场证人。照片的色彩、背景、主体、陪体等成为人们日后了解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佐证。获得尤金·史密斯纪实摄影奖的卢广的《中国环境污染》专题拍摄了全国各地污染情况，镜头语言表现恰当，广角表现出了场面感，长焦刻画出了细节。2005年春，国共两党领导人实现了60年来的首次握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贺延光拍摄的照片《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在连战的腿迈出，而两位领导人伸手相握而又未触及的一霎那，他按下了快门。两个人的握手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是交流、友好、理解。这幅图片深谙“不到顶点”美学原理的照片，不仅表征了两党领导人的握手，更透露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无数的优秀摄影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深刻变迁。

但凡优秀的摄影作品，必然蕴含着无限的内在意味。在解读作品时，我们不仅要从画面的元素构成去欣赏，更应该从照片反映出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认知价值来理解作品。罗兰·巴特在分析照片时最精彩的一句话就是“他的某处击中了我，刺痛了我”。这种刺痛和触动表面上是从照片上来的“能指”，实际上是照片中所传达出的复杂的对象信息和拍摄者个性化的观看态度造成的。如果摄影者没有这种发现和截取的能力，就不会拍出这样的照片。                               （据《视听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