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前，我过的清明节一直是很幸福的。那些年，爹和娘还健在。
    每年春天，院子里的那株老石榴树刚刚吐出几个暗红色的嫩芽芽时，爹和娘就为清明的事忙开了。
    先是娘买回了白色的麻纸和黄色的锡箔纸，太阳好的时候，娘就坐在院子里叠元宝，娘会叠好几种元宝：一张纸的、两张纸的、还有一串一串的,娘叠的元宝饱满圆润，叠一个，就往竹篓里扔一个，当那个大大的竹篓子里盛满元宝的时候，娘还要用彩色的棉线把这些元宝串成串，每串的底下都用彩纸打出好看的璎珞。当那些元宝串像艺术品一样一串串全挂起来的时候，娘这下就坐在院子里的树墩前，手里拿着个比改锥大不了多少的麻线模子，那模子头上有一个5分硬币那样大的一个圆，“当”娘一锤子砸下去，麻纸上就出现一个圆圆的空心麻钱，娘一溜一溜地砸下去，一溜一溜的麻钱就在麻纸上排好了队。这样忙几天，就到了清明的前一天了。
    这一天，爹买回来猪肉、牛肉、嫩绿绿的菠菜和白生生的藕。娘先洗好4个小碗，把菠菜在开水里焯过，切好铺进了4个小碗里垫底。然后在一个碗里铺上一层一层的牛肉片、一个碗里铺上一层一层的猪肉片、一个碗里铺上尽是眼的藕片、最后一个碗里铺的是黄白相间的鸡蛋片。那鸡蛋片是娘先把鸡蛋煮熟，剥掉壳后，娘就用一根细细的丝线，线的一头抿在嘴里，线的另一头捏在手里，只见那根丝线在娘的手里“滴溜溜”旋转着，鸡蛋就切成了黄白相间的薄薄的片儿。这一天，娘还要蒸“蛇馒头”，娘的蛇馒头蒸得那个周整呀，娘发好了面，先把一个鸡蛋包在一个圆圆的面团里，然后捏一条蛇盘在面团上，蛇的脖子下还卧着一颗大红枣，蛇的两只眼睛是用两粒黑豆镶出来的，贼亮贼亮的。
    清明节一大早，我们一家就相跟着大爸、二爸一家出发了。
    爷爷奶奶和老爷爷的坟地就在村子东头的麦子地里。清明的时候，麦苗已经返青，麦田里偶然可以看见芥菜和蒲公英的影子，“哟，有花骨朵了。”在上坟的路上，我曾对着一棵蒲公英这样打招呼。后来，这句话竟然成了姐姐和妹妹调侃我的资料，说到我的时候，她们就会学着我的样子说“哟，有花骨朵了。”她们说，我当时跟蒲公英说话的样子就像见到多年不见的“闺蜜”：“哟，怀孕了。”到了祖坟，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听几个堂兄断断续续地讲爷爷的故事，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10多年了，我那几个大堂兄都见过爷爷，跟在爷爷的屁股后面拾过棒子、拣过麦穗，还在麦铺子上翻过跟头、竖过蜻蜓。一说到翻跟头的时候，堂兄们脸上的表情总是很无奈，因为爷爷就是一个跟头“乐极生悲”的。
    爷爷去世的那年，是爷爷生命里最辉煌的一年，那一年：3个姑姑全出嫁了，大爸、二爸和我爸都在外面工作了，3个儿媳妇也都娶到家了，并且给爷爷生了五六个孙子出来。那一年的麦子长得出奇地好，当把麦子收在打麦场上铺好准备碾麦前，70多岁的爷爷突然按压不住内心的喜悦，领着几个孙子在麦铺子上摔起了跟斗、竖起了蜻蜓。后来，据当时参与翻跟斗、竖蜻蜓的几个堂兄说，爷爷一个跟斗没翻好，身体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几个孙子察觉情况不对劲，一古脑地围向爷爷的时候，爷爷只有冲几个孙子摆手的力气了，爷爷说：“不敢动、不敢动。”
    爷爷那一个跟头摔下去，竟然再也没有起来，那年冬天，爷爷永远地躺在了他劳作了一辈子的麦子地里。
    堂兄们有意无意地说起爷爷打麦场上翻跟斗的故事时，语气里多少带些调侃，“哎，你说70多岁的人了，翻什么跟头呢？”只有我能理解爷爷，爷爷跟随着老爷爷从山东一路逃荒过来，从一根扁担两只筐过到仨姑娘仨儿子、一群孙子以及满场的麦子，并且奶奶当家，那可是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呀。爷爷能不乐吗，能不在那丰收的打麦场上翻跟斗吗。我想，如果换了我，可能比爷爷翻得还要欢势呢。
    在爷爷那些有趣的故事里，我们焚香祭祖，把蛇馒头从坟头滚下来，把鸡蛋片、牛肉片、藕片、猪肉片洒一些在坟身上，当然，也偷偷地往嘴里塞一些，因为早上起得早吗，又跑些路，当然就饿了，所以那在坟头上偷偷塞进嘴里的那些鸡蛋和牛肉片，就成了《芋老人传》中的“何向慈水祝渡芋老人之芋之香且甘乎？”。
    上坟回来的路上，我们会顺便剜些白蒿、挖点芥菜、捋些榆钱。这天的午饭总是很丰盛，一人一个裹着鸡蛋的蛇馒头，娘会切一盘牛肉，焯一盘藕、凉拌一盆芝麻菠菜、炖一锅猪肉粉条子。爹会开一瓶老酒，爹说：都喝一杯，清明节吗，喝一杯酒，避邪。
    我36岁那一年冬天，娘走了，一年半后，爹也走了。从此后，那些幸福的清明节就一去不复返了。这以后的清明节呀，我饱尝了“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感觉，“倾盆雨”后，我愈发怀念那些幸福的清明节来。我常常傻傻地想，如果光阴能够倒流，哪怕就流回来一天，该有多好。记者 刘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