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叫段七星，生于1934年农历二月初十。今年是父亲80岁的生日，按照乡俗和我们的经济条件，应该为父亲举办一个盛大的华诞庆典。本着勤俭持家的古训和时代新风的要求，我们兄弟商量，一切从简，决定由我写一篇文章，以祝贺父亲的80华诞，来表达我们的拳拳孝心。
    父亲出生在尧都区西头三泉村，在这个小山庄度过了童年和少年。8岁进入私塾开始读书，时断时续。长大后，先后做过县长的通讯员、农会秘书、供销社营业员、钢铁厂装卸工。
    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29岁的父亲被原平钢铁厂精简压缩回到村里务农。不久，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他们就结婚了。这年父亲29岁，母亲22岁。按照婚前约定，父亲要从西头三泉村迁往土门村居住，并且第一个孩子必须从母姓，以顶立王姓门户。这时，他们住到了通过法律手段从叔伯们手中要回的房子。正是这些房子，引起了叔伯们后代的不悦。一次，父亲被他们打了巴掌，受到了难以言状的屈辱，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不管心里有多么的憋屈，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要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慢慢长大的我，目睹了父亲遭受的种种艰辛屈辱与不公。作为一个农民，无论春种秋收，还是严寒酷暑，从摇耧耙耱到出圈挑粪，举凡生产队的农活儿，父亲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人年少时没有干过多少体力活，是农村人所说的“没有苦”，特别累了的时候总要休息几天。体力上的累不算什么，最难以承受的是来自别人的蔑视与不公。父亲不是本村出生长大的，没有儿时的伙伴，缺少“铁杆哥们儿”，是名符其实的“外来户”。外祖父去世早，没有老人的荫护，在村里没有地位，时常受到外人的欺辱。有时队里安排的活儿不好干甚至故意刁难，稍有不从，就会有拳脚的“礼遇”，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儿。每遇到这样的情形，父亲总是长吁短叹，后悔自己年轻时不懂得选择和坚守。他常说过去如果怎样，现在就不会这样，因而对我上学读书，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要求格外严格。
    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过了整整10年。1972年，父亲在耙地时未站稳掉进了耙里，耙上的铁齿割伤了腿，只好在家休息。迫于生计，父亲用从爷爷那里学到的风水知识给邻居朋友们家看坟地，帮助他们选红白喜事的日子，俗称“风水先生”，以期获得微薄收入补贴家用。这种行为在当时被称为“迷信”活动，为此村里把这件事情反映到公社。不久公社领导在一次大会上点名批评了父亲，父亲顿感压力很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父亲有了改变处境的想法。恰在这时，父亲当通讯员时的朋友做了西头公社的党委书记，推荐他到公社去做事务长。离开了生产队，从挣工分到挣工资，父亲的心情总算不那么压抑了。但没过多久，有人提出父亲不是这个公社的人，这份工作不应他干。不得已，他去了公社所属的煤矿，先是做开票员，后来又担任该煤矿的采购员。
    父亲对这份工作，甚是满意，对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辛勤的工作换来了领导的充分肯定，家里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母亲也觉得自己有“地位”了，不时带着我和弟弟住在城里，全家人都很高兴。因为父亲挣了工资还有补助，每月能领到50元左右，必要的开支后还有少量结余，从此之后再不欠队里的粮款了。
    1975年我刚刚12岁，按照乡俗应当“圆锁”。家庭状况好转了，父母自然也想把我的生日宴办得体面一点。但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大队一名主任带人以“破四旧”的名义将亲朋好友送的礼物洗劫一空。对于这种行径，父母悲愤难当，深感屈辱。多少年来，偌大的一个村子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为此父母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父亲改接灯线，由于情绪不好致使灯线连电，烧坏了全家的电灯和电线，还差点弄出了事故。当时我年龄小，根本无法体会父亲此时的心情，他只是说了一句话：“‘出门人’真是不容易啊！”
    这件事使父母受到很大伤害，特别是母亲，半年之后就患上了气管炎，遇事一不顺，就喘不上气来。从此之后，父亲一边工作，一边帮助母亲治病。三年间一共住院十几次。由于入不敷出，家庭经济状况又趋恶化，债台高筑，达2000余元。这个债务是父亲7年工资的总收入。在这个困难时期，我也成为临汾县重点中学——刘村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对于我的学业，父亲很是上心，不断为我创造条件，以使我安心学习。当他看到我在学校伙食不好，生活艰苦时，毅然决定让母亲到刘村中学附近租房居住陪我读书。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但好景不长，由于母亲的病日渐加重，不仅无法照顾我的生活，自理都很困难，不到一年的陪读“幸福生活”宣告结束。
    父亲为了照顾母亲，被单位领导多次“约谈”，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煤矿辞职。这时父亲只有45岁。回到家里，父亲既要到地里干活儿，还要悉心照料母亲，更要从头学起，和面、起面、蒸馍、炒菜、洗衣、熬药，每天与锅碗瓢勺打交道，都是简单的重复。作为一个大老爷儿们，其间的煎熬与甘苦，他都默默承担下来，真是委屈了他。这时，好心的亲戚看到父亲这样的艰难，提出让我辍学的建议，对此父亲断然否决。他说：“只要孩子们愿意上学，我再困难，也不能让他们断学。”
    尽管父亲一再用心和努力，母亲的病情还是每况愈下。1980年12月29日，得了5年病、只有39岁的母亲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父亲和我们，此时，父亲只有46岁。由于下岗几年，一直没有工作，家中没有经济收入，母亲安葬时，只用了最差的柳木棺材，还借了债。这年春节，我们父子三个光棍度过了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去年过年时，母亲尽管身体有病，还可以坐在炕上教我们剁肉、调馅、包饺子。如今，活儿还是那样的活儿，但包出的饺子却不成样，从锅里捞出来，全变成了“开口笑”。看着眼前的一切，我想到了母亲，忍不住先哭了，弟弟也哭了。父亲也很难过，说：“明年我会把饺子包好，不会再让你们吃‘开口笑’的饺子了。”
    这个时候，恰好赶上了国家发展经济的新时代，父亲利用过去的老关系，做起了贩煤的生意。正是这个生意，使我认识了煤炭并献身煤炭。此时，我正在临汾一中复读，目睹了父亲的艰辛和不易。1982年的暑期，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山东矿业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开学时，父亲把全部的积蓄拿出来，把所有值钱的家当都变卖成钱，硬是把我送到太原。看到我坐上东去的列车，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分明感受到他对我的殷切希望和望子成龙的期盼。大学四年，父亲的脸上增添了许多皱纹，头发也灰白了许多。上学期间，为减轻父亲的负担，我勤工俭学补给家用，父亲不放心，怕影响我的学习，又专门来学校看了一次，对我说：“不要干这些，我再困难也要让你读完大学。”这次送他回家到济南换车时，我第一次提出让他为我们找一个后妈，他一口回绝：“决不给你们添这个麻烦。”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忻州的原平，父亲很高兴，因为这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报到之后，父亲立即为我完婚。
    第二年在矿务局医院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父亲当了爷爷很高兴，提前来到了我的工作单位。他每天往医院送饭并为孙女洗尿布，承担了一位爷爷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孩子过了满月之后，他才回家。
    父亲上过学，虽然时断时续，但他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对于我的学习，他要求非常严厉。在我的记忆之中，父亲因为上学打过我两次。一次是我上小学时和同伴逃学，父亲打得我尿在床上；一次是我上高中时，因为考了班里的最后一名，私自决定回家复读时，父亲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打了我一次，使我感到自己很没面子。为此，我还记恨了他多年。现在想起来，是父亲的“铁石心肠”改变了我的一生，也使我明白了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应该坚持和坚守。
    1988年5月，为使父亲和弟弟增加收入，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我和妻子帮助他们贷款买了一台东风牌大货车，但由于他们经营不善，不得已我只好调回临汾供销机械厂。那时，我一边工作一边帮助他们经营。汽车晚上放在妻子的厂里，每天一早就要出车，时间长了门卫有意见。这时父亲主动提出，他来厂里做门卫，一方面可以挣几十元的工资，另一方面又可以给自己家的车提供方便。冬天出车，每天晚上都要放掉汽车水箱中的水，一大早就要给水箱加热水。这些工作都是父亲一人完成的，这时，父亲已经将近60岁了。
    过了两年，家里的房子修好了，车不用在厂里放了；弟弟家也有了两个孩子，父亲又回到村里，帮助弟弟带孩子，并耕种家里的几亩地。1993年，我在煤管局办公室工作，迎来父亲60岁的生日。那时候，父亲的身体不是很好，我邀请了部分好友为他举办第一次生日宴。从此以后，父亲每年的生日都会有许多的亲朋好友前来祝寿。这一年的生日宴结束之后，我第二次提出为他续弦，父亲这次没有反对，只是说，等等再说。1995年9月，我担任了临汾市(县级市）煤运公司经理，为了侄儿们上学，弟弟全家也搬进城里，只剩下他一人在村里。我第三次提出为他续弦的事，他终于答应了。这一年的国庆节，我邀请了部分亲朋和好友为父亲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这时，母亲已经过世将近15年了。15年中，父亲既当爹又当娘，备尝艰辛。回忆起这艰苦的岁月，怎能不感恩这如大山一般的父爱！父亲组成新的家庭之后，一直住在村里，起初的几年里，他一直耕种村里的那几亩地。1999年之后，年龄过了65岁，我劝说了几次，他终于同意将土地的使用权无偿给了我们原来的邻居。这样，父亲每年的冬天住城里，清明节之前，父亲又回村里去住，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这些年，我和弟弟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村中的几间门面房也交给父亲打理。逢年过节和他的生日，我们都会给他一部分钱并购买新衣。这些钱父亲一直舍不得花，新衣服也舍不得穿。有时候我说他，他总是说年龄大了穿好穿坏无所谓，只要干净就行。节省下来的钱，大部分都接济了外甥和侄女等亲戚；还有的捐给了村里及社会的公益事业。他总是说，忘不了他们的父辈过去是如何帮助自己的，应该报答他们的恩情。对于村里的公益事业，他积极参与，带头捐资。村里建学校，他捐资3000元；修造梵王庙，捐了5万元。他怕我说他，主动给我解释说：做人要讲诚信，你妈有病的时候许过愿，那个时候没有条件，现在好了，应该兑现。一次他告诉我，他要为村里请一台戏，让大家知道我们家也能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只是钱用没了，让我再给他点。除了经济的捐赠，他常常和村里的老干部一起参政议政。看到这一切，我心里想，一天干部也没有当过的人也有了这样的意识，可能这是父亲的精神解放吧！
    2002年，父亲69岁，按照乡俗，这一年，我们为父亲过70岁的生日。生日过后，我抽出时间带他去苏州和杭州旅游，让他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不久之后，我又带他去了香港、澳门旅游了一回，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是现代化。每次旅游，父亲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一路上给我讲了许多。这一年我也将近40岁了，对父亲也能理解一点了。
    2003年1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尧都区发生的一起矿难，随后我被问责，不久就身陷囹圄。80天后走出班房，见到父亲，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看到我，大声痛哭，劝我：“想开点，做不成官别做了！工作上的事我不知道对错，但社会上的人都说你是条汉子，有这句话，爸就什么都有了！”父亲原以为这件事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年的5月，《焦点访谈》对此事又追踪报道了一次，这次对他的打击最大，以为我会再被抓进去，节目还没有看完就不会动了。送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突发脑栓塞，主要是惊吓引起的。
    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
    父亲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还要为我的不当工作承受如此的伤害，真是不应该啊！经过了四年半漫长的等待，2007年8月，组织上任命我为蒲县人民政府县长助理，在父亲的眼里我是又“出山”了，他高兴地说:“就应该这样，只要恢复了，干一天都行，爸爸死了都可以瞑目了。”这时我才明白，几年来父亲劝我都是给我宽心，生怕自己的孩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在蒲县工作了3年，父亲去了一次，我带他去了趟柏山庙，他说我为你请一炷香，祝愿你好好为公家干事，平平安安。2010年6月，组织上调任我为洪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到任后，父亲又专门看了我一次，同在蒲县一样，在大槐树为我请了一炷香，同样祝愿我好好为公家干事，平平安安。
    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和千千万万的平凡人一样，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他有自己的自尊和自爱，他有望子成龙的期盼和情怀。他敬老人、爱伴侣、亲孩子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作为晚辈，有时可能不会马上理解，说不定一辈子也不会完全理解，但是我们要尊重父亲，热爱父亲。父亲给予了我们生命，是他用粗茶淡饭把我们养大。父亲是我们登天的梯，是拉车的牛，是我们人生旅途上做人做事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应该永远感恩！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平安度春秋！王青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