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下着雨，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我的心里阵阵酸楚。从小到大，30年了，没有离开过母亲的馍。
小的时候，天还黑着，母亲把我们叫醒。案上，已经晾好了两碗开水，馍也装好了。母亲用刀尖在馍中间开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取出馍芯，把韭花放进去，再盖上。母亲用碎布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小馍布袋，大小正好放进去一个馍，不紧不松。我和哥哥洗了脸，喝了开水，背上书包，再提上装馍的小布袋，在母亲的护送下上学了。
我记得那两个馍布袋是蓝色的，有点发白的蓝色。那两个馍布袋伴着我和哥哥上完小学。
到了初中，一礼拜回家取两回馍，一回要拿3天的馍，一人一天吃3个，3天就是9个。父亲用塑料绳编了几个篮子，哥哥骑车带着我，车把上一边一个父亲的编织篮。篮子上面苫着白色的棉布，棉布下面，是下午才蒸的馍，在屉子上晾凉了，再装的。母亲蒸馍的数量和出锅的时间都是计算好了的，特别是夏天，又要保证馍新鲜，又不能让馍在篮子里出水。馍的中间，挤着一个罐头瓶，瓶子里装过山药蛋、胡萝卜、咸芥疙瘩。
初中第二年，我和哥哥转学，离家30里路，中间要下又陡又长的北垣坡，要穿二级路，要过火车道，我俩只能在逢星期的时候回家一次。父亲带着一袋粮食交到灶上，给我们换下粮票。这样，我们在没馍的时候就可以上灶用二两粮票买上一个搁碱的馍。北垣的馍都是搁酵的，是玉米面做的酵，带着点酸味，一直吃搁酵的馍，吃碱馍总不习惯。而且灶上的馍时常搁碱搁得多，颜色都变成了黄的，里面还夹着没有拌开的碱面块。见我们吃不习惯，母亲就从北垣的家里带上馍，顶着烈日或者冒着风雨，满头大汗或者满身湿漉地骑着车子，在星期三的下午准时把馍送到学校。父亲因为要干活，很少给我们送馍。至今印象很深的一次，我在教室里，外面有同学喊，红波有人给你送馍了，我赶紧出去，父亲一手提篮子，一手却拿着两个馍，衣衫也没换，站在院子里，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赶紧把父亲引到宿舍。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多拿这两个馍，为什么不把馍放在篮子里，为什么不换件干净的衣服来。夹杂着恨与气，充满着爱和怜，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上初三那年的冬天，父亲给我们讲了个“笑话”。说他在一次下大雪的时候，给我们送馍，在镇上十字路口拐弯摔了一跤，人朝了天，馍滚了一地。街面上一个小孩在大喊：“妈-妈-，有个老汉摔倒了！”那个小孩的妈妈站在门口，笑个不停。我们听了也笑起来，那是多么滑稽的场景啊：大雪纷飞，一个老人，满地的馍……
中专毕业后，我和哥哥在临汾的一个县城安了家。一有顺车，母亲就给我们捎来两袋馍。
馍是下午送到的。吃着母亲捎来的馍，想起300里外的闻喜老家。想起在北垣的那块黄土地上，我的瘦弱的母亲还在辛苦地劳作。

薛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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