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陶寺遗址的发掘，大量资料与研究成果表明，陶寺遗址的文化性质有其本质的自身地域的特点，是晋南龙山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支，从而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确立了“陶寺文化”这一具有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揭开了晋西南乃至黄河中游一带距今4600年至4000年这一段历史时期社会进程的神秘面纱，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理论和历史命题，提供了一系列不可辩驳的珍贵资料。在陶寺文化的早期阶段，大约相当传说中的“五帝”后期，这时的中原地带，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礼制，开始向“国家”过渡。独具特色的陶寺文化，不能不让人生发些联想，并生出一些耐入寻味的问题。

一、陶寺文化与“文明古国”

  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属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个时期，是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维系母系氏族社会“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原则被打破了，社会进入了父系社会。这时的社会权力、财富、文化知识集中到了上层少数人手中，私有制出现了。氏族和部落成员之间由于利益关系而产生了流血的“战事”，社会进一步分化，产生了不同的阶级和等级。
 陶寺文化的社会形态是一个“部落联盟古国”。考古学家们推断说“陶寺文化是一个多氏族部落联盟的初期国家形态，而陶寺遗址则是这个联合体的中心所在”。有学者曾提出文明的六条标志：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书写；冶金术和金属器的使用；密集型的农业；宗教的统一力量；礼仪性的建筑。如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陶寺，看来还是挺合体的。
 1、出土了铜器、礼乐器、玉（石）器、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等用于礼仪形式的器物；
 2、发现了规模巨大的两代古城遗址，标示着当时不仅出现了城市，而且很发达；
 3、发现了朱书文字；
 4、发现了仓储区以及“仓形器”，间接提示了农业的发展情况；
 5、祭祀、观象遗址的发现，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存在；
 6、“金字塔”形组成的墓葬格局，可以看出他们之中已经有了“王者”，有了臣僚，有了帮“王”办事的官员，也有了他们统治下的居民或称之为国人、奴隶，反映出当
时已经有了国家管理职能；
 7、有了一定规模的人口。若按陶寺早中晚期墓葬的总合数量分析，在总数约4万平方米的墓区内有墓葬万座以上。按每家三口人计算，几百年下来，陶寺的人口应在三万左右，如果加上其它遗址即当时的联盟成员，估计这个古国的人口不下十万；
 8、陶寺文化类型的遗址分布在以襄汾为中心，东到曲沃、翼城，西到吕梁山麓，南到新绛汾南，北到临汾、洪洞，总数目在80处以上，方圆有2500平方公里，这大概是当时这个联盟古国的“疆域”，这个古国的中心或可谓首府，就在今天的陶寺古城。
  这时的陶寺文化已经发展的比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更为兴旺发达，已由国家实体转变为具有成熟国家形态的方国。

二、蟠龙纹图腾——尧的文化象征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下五千年，浩浩荡荡，博彩璀灿。这部文明史以龙为精神，发扬光大，彪柄千秋。龙，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和精神的体现和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表里相连的密切关系，它始终和中华民族的的繁荣兴衰共存。以龙为图腾文化进而将龙作为民族精神，至高美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源泉。
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有“龙”为神灵和祥瑞吉祥的概念，并且创造出了艺术加工的形象。如红山文化玉龙、大汶口文化的龙纹乃至濮阳的卵石龙等。
 

  【责任编辑： 卫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