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礼的基本功能就是区别等级，重视名分。孔子在此基础上，又将礼与义、敬、忠等观念相联系，认为义是礼的根本，而礼则为实现义的形式，并提出“执事敬”“修己以敬”“行笃敬”，把礼中所含的敬的精神普及于一般生活行为之上，从而使礼的应用范围和适用对象扩展到一般人，由此使礼的性质得以改变，具备了“由封建性格向一般的人生规范发展的性格”，不仅能“贵其身”，而且“能及人”，从而使礼成为人之为人的必要前提，并使人格尊严得以完成。
不仅如此，孔子又提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有了爱敬之心，无论在家在国，都能循名守礼，从而使本意在于区别的礼得以具有沟通的功能，不同地位的人只要处于同一个礼仪场景中，都能形成一个和谐共存的局面。因此可以说，孔子的礼学说的核心理论内容就是“在差别中求和谐，在和谐中存差别”。如果说，礼的区别功能是西周以来的传统看法的话，孔子则在“别”的基础上提出“和”的理论，肯定差别的目的正在于提倡其间的和谐，这也是孔子礼学说的精髓所在。为此，孔子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仁”学说。
《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不少，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孔子在回答樊迟时说的“爱人”，此后孟子又将其进一步抽象化，说“仁也者人也”，《中庸》也说“仁者人也”，仁的前提，就是承认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人，同为一类，所以“爱”才有可能。在这样的类别之中，没有同族异族的区分，也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凡是人皆有人格，皆须尊重。正是出于这样的态度，孔子才会诅咒那些“始作俑者”，认定他们会“无后”，断子绝孙。同样，他主张礼是“自卑而尊人”的，即便身份卑低如“负贩者”，也“必有尊也”，能够学习、遵守礼仪法度，与富贵者并无不同。所以《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这里的民、众既不单单是贵族，也不是什么被统治者，而应该是无所限制的所有人。能够造福于所有人，就可以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可以说，仁的观念的建立，在孔子而言是确立了其思想的核心，足以统摄一切；就其所处时代而言，则标志着中国古代人类精神的正式觉醒，中国从此进入富有创造性的轴心时代。
“爱人”是“仁”的前提，推己及人则是“仁”的实现途径。《颜渊》云：“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雍也》又回答子贡之问，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前后两次回答，一正一反，指出实现仁的途径就是从自己出发，推己及人，自己喜好的要推广到别人，反之，自己厌恶的，也不要强迫别人接受。那么，如何推己及人呢？《学而》记载有若之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泰伯》亦云：“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与自己血缘、亲情最接近的是父母兄弟，如果能对他们做到孝弟，就可以进一步推到君臣上下之间而不会犯上作乱。这样一来，由己及人，由近而远，由孝而忠，由父子而君臣，步步外推，应用的范围也随之增大，但其核心，仍在于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孝弟之上，所以说，孝弟是仁的根本。
在推及的同时，还要对别人心怀尊重，不失礼度，所作所为如同在重大礼仪场合一样认真严肃，绝无苟且。就此而言，仁也同样离不开礼。《颜渊》云：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要能够做到约束自己的欲望，不放纵，遵循礼度，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可见礼是仁的基础，仁非礼不立。同样，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孔子并没有抹杀远近亲疏的差别，而是据此认为爱有等差，这与墨子主张的人类之爱无差别的兼爱不同，但更加高明而实用。此后孟子又加以发挥，云：“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仁、爱分别对应亲、民、物三种对象，形成三种不同深度的情感：亲的对象是父母兄弟等血缘之亲，仁的对象则扩大为所有人，不分高低贵贱，爱的对象是人类之外的物。通过礼固有的区别与层次，本质上本无差别的仁，得以充分表现出来。就此而言，孔子的仁是有等差的博爱，与其说有不同层次的礼是隔绝人际的鸿沟，不如说强调“爱人”的仁是连接礼的不同层次之间的桥梁。
在孔子思想中，与仁、礼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义”，《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礼的产生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于血缘关系并能推己及人的仁，另一条则是并无血缘关系但以品行才能划分等级的义，或谓之“贤”。在孔子之前，文献中很少出现“贤”字，贤的观念也不是十分重要，而且所谓的选贤举能也大多只发生在贵族内部，很少有不同等级之间的流动。直到孔子之时，等级之间的界限才被打破，孔子主张“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提倡“举贤才”，“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并通过“有教无类”的亲身实践，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到了战国时代，士人阶层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愈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干，“尊贤”思想更加普遍地为社会接受。孟子云：“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荀子更进一步：“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大夫。”以“学而优则仕”取代“血而优则仕”，文学品行成为士人的晋身之阶，这样的主张既与当时社会相适应，也被后世所接受，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究其源头，既在于孔子身体力行的实践，致力于打破贵族文化专制，努力使学术平民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同时也与孔子的礼学思想密切相关。在继承周礼的基础上，孔子又加入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思考，将礼的产生归结为由“亲亲之杀”的仁与“尊贤之等”的义合力而成，前者强调血缘上的差别，后者则强调才能德行的等差；前者为先天具备，后者则是通过教育后天养成；前者虽有层次，但施加于所有人，不区别对象的具体身份，后者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尽管差别的表现是才行而非原先的血统。这样的结合，是孔子之前从未有过的，也是儒家思想所以能够垂诸后世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 （未完待续）

 

山西师范大学 张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