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尧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文献记载也可得到考古资料的证明。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余年间，在襄汾陶寺重大发现接连不断。这些发现包括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相对独立、封闭的宫殿区，排列有序、等级分明的各类墓葬1000多座，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以及鼍鼓、特磬、彩绘蟠龙纹陶盘、精美漆器、玉器等高规格礼器。因其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存在显著差别，故而被命名为陶寺文化。有学者进而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陶寺文化延续时间长达数百年，并非某一族群或某一首领的生存年代所能涵盖。据此，有学者提出，陶寺文化早期属于陶唐氏族群文化，陶寺早期小城为陶唐氏尧都和“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政治中心的可能性最大。相应地，陶寺中期则属于有虞氏族群文化，晚期属于禹所属的夏族。
平阳为唐尧古都的说法，在甲骨卜辞中也有体现。针对卜辞中屡次出现的“唐”、“西邑”，胡厚宣认为西邑即唐邑，在山西南部的翼城一代，“乃夏之旧墟”。无论唐之地望在翼城还是夏县，两地均相距甚近，都能说明西邑是商代西土的重要都邑。进而言之，唐不仅是都邑名，也是地域名，与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分布范围大体一致，都在现在的临汾盆地地区。
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认为平阳所属的临汾盆地地区，正是尧、舜、禹三个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区，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400—1900年之间。五百年间，三大部族相继进入，平阳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不仅留下许多遗迹、民俗、传说，而且在传统典籍中其事迹、思想也有保留，其中尤为重要而集中的就是《尚书·尧典》。
《尧典》是《尚书》中的第一篇，记载了尧、舜二人的一些事迹、言语。虽然关于其制作年代有从唐尧到战国、秦、汉武帝等不同说法，但随着更多新材料的发现，当年疑古学派提出的种种质疑已经不攻自破，成书于春秋时期、但羼杂了部分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思想观念这一观点，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而其记载的天文星象，依据天文学测算距今4200年，正与文献记载中的尧舜时代相吻合，可知其传承有自，并非向壁虚构。因此，到目前为止，《尧典》仍是了解尧文化的基本文献资料。
《尧典》文字不长，但内涵丰富，其中显示的观念与先秦儒家思想十分接近。开篇即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所谓俊德，乃是天地间万物生育绵延的自然法则，但领悟、掌握这一法则，却非依靠外力，而是要“允恭克让”，从修身开始，推己及人，通达物我之情。首先应用于具有血缘关系的“九族”，使其雍容和睦之后，再应用于百官的选拔与任用之上，使其职责明确，秩序良好。然后及于外国友邦，实现国、族之间的和平友善，无战争之患，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建立起一个上下和谐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理念，与《大学》中“修齐治平”、《孟子·离娄上》中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十分一致，与《礼记·礼运》描述的“大同社会”何其相似。不仅如此，这段话以帝尧为论述的起始点，经过九族、百姓、万邦，最终的落脚点却是作为社会主体的“黎民”，并先后宣扬了“允恭克让”“亲九族”“协和万邦”“于变时雍”等和谐理念，已经超越了单纯对圣君帝王的歌颂，而是上升成为一种社会治理的理想之世，唐尧之世也因此成为后人赞颂不已的太平盛世。
随后，尧任命羲仲、仲和等四人分赴四方，观测天象，确定了二分二至。晚年灾害不断，洪水滔天，在经历了鲧治水的失败之后，最后任命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最终将洪水制服，表现了应天顺人的理性精神。在官员的选拔、任用与考核方面，尧及其后继者舜都坚持选用有专长、能团结合作的人，丹朱因为爱争论、共工因为阳奉阴违，都遭到尧的否定；相反，能够“克谐以孝”的舜，恪尽职守、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以及各有专长的伯益、夔、垂、皋陶等人，却受到信任与重用。这些人在接受任命时，又都能“让于有德”，谦让而不争，也与儒家提倡的道德修养相符合。在官员的政绩考察方面，尧主张“明试以功”，舜更推进一步，要求各级官员定期检查，三年大考，已定黜陟。为此，还颁布巡狩之礼，以为督促。(山西师范大学 张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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