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儒家礼学体系构建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看到，在周公树立了道德传统之后，孔子再次加以推进，建立了仁礼学说，随后又延伸出对忠、贤、孝、中等概念的探讨。与此相对应，在尧舜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这些概念也成为关键词。《论语》中多次提到尧舜，皆赞扬之词，对尧的评价最高，《泰伯》云：“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尧的功业，既在治国安邦上，更表现在礼乐法度等“文章”的制定推广上。在重视礼乐建设的孔子看来，这一点尤为重要。具体而言，则是《尧曰》中尧舜传授心法时强调的“允执其中”，而提倡中正刚健的中庸之道正是先秦儒家由“小人儒”蜕变为“君子儒”的根本所在。舜的功绩，在孔子看来，主要是对尧的继承与发展，无论是《卫灵公》中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还是《八佾》中孔子评价《韶》乐的“尽美矣，又尽善也”，都是此意。君子立身处世，如果不仅能“修己以敬”，而且能“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可以实现尧舜所追求的理想。在这里，尧舜成为修身、治国的标杆，被孔子纳入到儒家礼乐体系之中。
在孔门后学撰述的《大学》、《中庸》中，这一思路得以延续。《大学》云：“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将尧舜与桀纣对比，阐述孔子提出的仁道与恕道，尧舜成为孔子思想的注脚。
《中庸》亦然，在称赞舜时，说道：“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与前引《尧典》相似，都是对孔子中庸、中和思想的回应。
孟子对尧舜的称引最多，或者用来为他的仁政思想铺垫，《离娄上》所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尽心上》所谓“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皆是此类。或者用来鼓吹他的性善说，《尽心上》云：“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尽心下》又云：“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都是说尧舜天性浑成，不假修为，自然为善。用于君臣之道，则如《离娄上》所云：“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尧舜如同衡量君臣关系的规矩，其所以成圣仍在于天性之善。《告子下》中，在回答曹交“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问题时，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尧舜之道并非高不可攀，一般人不过是自用而不知罢了。在《孟子》全书结束的《尽心下》篇的最后一章，孟子列出了从尧舜、汤、文王直到孔子的传承序列，表明圣贤道统，如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完整如环。其中提到的“五百有余岁”而有圣人出，更是被后代理学家相继承，成为儒家道统传承的固定说法，影响深远。
与孔子在血缘亲亲之外推崇尊贤相类似，孟子在提到尧舜时，对其尊贤事迹也反复咏叹。《万章下》云：“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又云：“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这样的论述，与当时关于尧舜禅让的传说密切相关，孟子对此十分赞同，认为这是选贤举能的重要标志。而《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正是对尧舜禅让时期理想社会的想象式描绘，但却成为后来中国有志于改革现状的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儒家礼乐文明的形成并非朝夕之功，周公制礼作乐，将天命的转移寄托于民心的维持之上，而民心的得失则在于统治者是否有“德”，因此主张统治者必须明德、敬德，从而使中国摆脱神性的统治，确立了德政的传统。孔子一生敬仰周公，在对其思想中德、礼、乐等成分继承的同时，又开辟出仁、礼结合的新境界，在亲亲、尊尊之外，推出贤贤的主张，进一步打破身份、阶级的天然限制，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但孔子生于礼坏乐崩的时代，传统的等级与信仰逐次崩坏，功利思想、逐利本能，成为一时风尚，失去传统精神资源的支持，而又想建立新的学术体系，必须在历史上、逻辑上寻找新的依靠。于是，曾经活动于晋南汾河流域的尧文化以及历代相传的尧舜故事，被重新发掘，再作解释，安排在儒家礼乐思想体系之中，成为中庸、德政、尊贤、仁政、礼让、乐教、恤刑等重要概念的历史证明。既然古已有之，自当遵照奉行。儒家后学对此思路继续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一条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主线，对传统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山西师范大学 张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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