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精通音乐的夔的一段对话中，舜提出自己的音乐思想：“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话既是阐述音乐思想，更与儒家提倡的修身之道相吻合。与此类似的表达，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论乐之语，二者都是就音乐而阐发议论，但其重点又不仅限于音乐本身，而是放在音乐的效用之上，即音乐的教化作用上。《礼记·乐记》云：“礼乐之说，管乎人情。”又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荀子·乐论》亦云：“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贤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可见音乐与人的品格修养、社会秩序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转换的原则则是中和之德，前引《尧典》之文正是如此。艺术上的中和之美，与政治上的中庸之道又密不可分。《尚书·洪范》云：“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体现的是政治上的中和。孔子所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关注的则是艺术、道德修养上的中庸之道。《中庸》更是把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直接统一起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此类观念，在《尧典》全篇中屡次出现，前引“允恭克让”“协和万邦”“于变时雍”“惟刑之恤”等莫不如此，甚至有学者认为《尧典》全篇即是“以中和之美的语词为中心形成天下为公的美政理念”。结合《尧典》文本的形成时代，我们似乎可以说作为尧文化核心理念的集中体现，《尧典》所反映的种种思想，如中和、孝道、选贤举能、宽爱礼让、德政、恤刑、乐教，正是春秋至战国时期儒家文化的生动体现。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品质，尧舜才能成为儒家文化构成过程中的重要开端，成为周公、孔子以来儒家礼乐文明时时追溯的源头活水、理想王国。

三 尧舜形象在先秦儒家礼乐体系构建中的确定

天命虽靡常，民情却可见，因此执政者要“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以民意为指导，因为即便是上天也需借助民意才能有所体现，此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可以说，在周人看来，民较之于天命更为重要，也更为切实。对于国君而言，施政之时就要以“保民”为准绳，“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优裕，周家才能“受天永命”，“子子孙孙永保民”。
敬天、保民之外，还需要明德、敬德，由此发展出周人的德治思想，甚至可以说，儒家的孝道、礼治乃至仁治思想都发源于周初的德治思想。“德”字在《周书》以及两周铜器铭文中出现极为频繁，在甲骨文中则写作“徝”，表示“行有所获”，其意义与“财产”、“利益”密切相关。但在金文中，其字形较前却多了一个“心”字，意思遂迥然不同。《说文解字》云：“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心。”段玉裁注云：“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都是侧重人心之“内”，而最初因物质利益而延伸出来的恩惠之义反而退居其次，这样的解释与周初形势以及周公的作为正相符合。郭沫若据此进而解释德与礼的关系，他认为周初金文中“德”字从“心”，意思就是把心思放端正，这与后来《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是一脉相承的。但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含主观方面的修养，如“敬”，如“无逸”；同时连客观方面的规范，即后人所谓的“礼”也都包含在内。“礼”字后起，不见于周初彝铭，应该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的行为方式汇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综合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后世儒家所说的正心修身乃至治国平天下，莫不包含于周人之“德”中，而发明这般新思想的正是周公。春秋之后，曾经无所不包的“德”逐渐分化出礼、乐、诚、信、 忠、义、敬等诸多概念，构筑出传统中国特有的伦理体系。而且由于礼的范围日渐扩大，以至于上至国家政刑、社会制度，下至民间风俗、思想观念，无所不包，与周初之“德”范围正相对应，名称却逐渐移替，“以礼代德”也就水到渠成。
孔子的时代，正处于这个转化过程之中，同时，那又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功利思潮泛起，士人阶层活跃，急功近利，追求当世功名，曾经的礼乐制度日趋瓦解，但是以往隐而不彰的礼学思想却在儒家的推崇下日渐明朗。
至晚从汉魏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经常连称，俨然成为一个古代圣君的完美系列，代表了儒家追求的政治理想。汉儒扬雄云：“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到了唐代，韩愈明确提出“道统说”，建立起一个儒家普遍认可的圣贤谱系，这些圣君连称的现象就更为普遍。到了宋代理学兴起之时，自尧舜至孔孟的道德谱系已经完成，成为当时知识界的共识。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将“允执厥中”的中庸之道作为尧舜以来的圣门心法，从而使儒家历代相承的道统更为明确，尧、舜形象虽然与其他圣贤有“同质化”的嫌疑，但却“反映了中国文化基本形态强化并定型的时代需要”，使这些失去特性的圣贤成为全体人民的理想人格，从而提供了传统社会需要的稳定感和道德向心力。(山西师范大学 张焕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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