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与此同时，这位从平阳大地走出去的革命先驱，情系故里，十分关心家乡的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对临汾党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缅怀彭真同志的丰功伟绩，对于我们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追求进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临汾的广泛传播。
彭真1919年考入曲沃县第二高等小学，是该校5个班乃至全校的尖子生。在“五四”运动革命烈火熏陶下，他经常带领学生到侯马镇街上及周围村庄演讲打倒列强、振兴中华、倡用国货、禁烟、禁赌、禁缠足等反帝爱国的革命道理，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许多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深受感染。他写的《禁烟》《禁赌》等文章，被学校用来贴堂示范，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1922年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在李大钊、高君宇、贺昌同志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彭真同志在太原参加轰轰烈烈革命斗争的同时，十分关注家乡的革命形势。他通过书信往来等多种渠道，与侯马、临汾和霍县等地的进步青年保持着紧密联系、交换刊物、互通信息、交流思想。当时，晋南进步青年组织社团，创办刊物、探索真理、追求进步，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为了促进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晋南的深入传播，1924年7月、8月间，彭真亲赴霍县。他一手抓统战，一手抓宣传。在霍县城内拜访了著名学者、进步人士段子典。在下东平“常段院”西楼上就如何在霍县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党的宣传工作，与进步青年学生陈国干、刘于汉、刘万宋等10余人进行了畅谈，座谈中他就当时宣传工作要点作了原则指示。此后霍县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日趋活跃，从而扩大了党在霍县的影响，为发展党的组织铺平了道路。
1924年冬的寒假期间，中共太原支部彭真到临汾开辟工作。当时，临汾的许多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一些青年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彭真住在临汾进步青年创办的“新新书社”，与青年们朝夕相处，促膝谈心。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和大家共同讨论社会前途问题的。我们先不要辩论，我带了一箱子书，有各种社会主义的书，请大家都看一看，比较一下究竟哪种社会主义好，我们共同选择道路，不光为咱们几个人，是要给山西青年选一个道路，选错了是要负责任的。”在彭真同志的组织引导下，临汾青年阅读了各种书籍，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起进行了深入讨论，争论的很激烈，并刊出了《社会主义辩论集》，绝大多数认同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张振山、王枫宸等进步青年纷纷要求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经过彭真同志的努力和一系列工作，使向往革命的临汾青年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临汾地区的广泛传播，为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赤心革命，推动临汾地方党组织的创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和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尤其是彭真分赴霍县和临汾开辟工作以后，临汾地区的建党条件日趋成熟，在上级党组织和彭真同志的领导和指导下，建立党、团的工作陆续开展起来。1924年冬，山西省国民师范霍县籍学生韦思恭接受彭真同志的指示，回到霍县开展活动，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来又建立了党组织。1925年春，临汾进步青年张振山赴太原向彭真同志汇报临汾青年运动的情况，彭真代表组织吸收张振山加入青年团。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张振山返回临汾后，吸收进步青年徐亚桑、高琦、高珠、杨一木、段家绂、张函平、王枫宸、高风英等加入团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临汾支部。1926年春，张振山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共临汾支部。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多，随后又成立了中共临汾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此前后，翼城、曲沃、安泽、洪洞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到1927年3月，临汾地区党员发展到91人，有9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其中有1个党小组、9个党支部、1个县委、1个地委，还有2个团支部、1个团县委。在一次党史座谈会上，彭真同志回忆到这段历史时说，当时临汾这个地方变成晋南共产主义的一个“根据地”，晋南很多地方党团组织是从他们那儿发展起来的。
由于太原党团组织和彭真同志对临汾地区的革命斗争和建党工作极为重视，做了大量工作，使临汾成为山西省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且基础好、党员多，在山西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山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2月，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在霍县的北顶庙秘密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史称霍州会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曾依托霍县、临汾领导全省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红军曾转战临汾地区17个县市，途经3700多个村庄，进行战斗近百次，扩增3000余人。太原失陷后，临汾又一度成为山西乃至华北的抗战中心，一度形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延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和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临汾的领导指挥抗战的体系和格局。这些虽然是多种因素所至，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讲，离不开彭真同志和上级党组织在临汾建党中长期不懈工作的积淀。
情系故乡，关心临汾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
彭真同志1961年12月第一次回乡时，引经据典，以古今中外的一些典型事例，生动形象地向地、县干部讲述了领导干部要正确指导工作和使用干部，要做到“多谋善断”和“知人善任”。他说：全部二十四史，概括起来只讲了八个字，叫做“多谋善断，知人善任。”多谋，应该是多和群众交换意见，这样才能克服片面性。善断，不能是拿不定主意，而是要善断于一。一个事业的成功就看会不会选用干部，选用得好，就能成功，选用不好，就要失败。在政治上要多谋善断，在组织上要知人善任。在讲到正确使用干部时，彭真同志特别阐述了“知人善任”的道理，他说：要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必须有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而要正确使用干部，就必须做到“知人善任”。“知人”就是了解干部，“善任”就是恰当地使用干部。所谓“知人”首先是看他的德，看他对革命忠不忠实，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是看他的才，凡是成功的都是人用的好，知人善任很重要。
当彭真同志了解到晋南县级干部配备得比较好的情况时，强调指出，对干部要一看二帮，一方面对他们大胆使用，另一方面还要百般地爱护，经常教育和帮助他们，干部有了毛病，不能一班一班地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干部有了错误怎么办？要与人为善，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帮助教育。
彭真同志十分关心家乡青年干部和劳动模范的成长进步。1964年4月他第二次回乡时，特意安排会见了周明山、孟凤鸣、王德合、吴吉昌等劳动模范，并与这些同志进行座谈，在谈到干部的带头模范作用时，他说：“同样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个省、一个军区、一个县、一个社、同一个天、同一个地，为什么有好有坏，这和干部领导有关系，和骨干分子带头有关系。”“老党员应当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因为受党的教育多，不能摆老资格。老党员不能高高在上，要鼓足干劲，要力争上游。”彭真同志对陪同的领导说：“如何贯彻中央方针政策，一是通过各级党政干部，一是培养劳模抓先进典型，通过他们把中央的方针政策给以具体体现出来。毛主席在延安的时侯，就很注意培养劳模和先进人物来推动工作。”
彭真同志1986年5月第三次回乡时，重点对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问题反复作了阐述，并提出了要求。他说：“派性的危害很大，派性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增强党性。你不增强党性，疙疙瘩瘩，四化就搞不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把派性消灭光。我相信侯马的工作也好，曲沃的工作也好，临汾的工作也好，山西的工作也好，都会搞好的。”
彭真同志作为山西的革命先驱和党的创建人之一，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家乡党的工作格外关心，倾注了大量心血。从临汾党组织的创建，到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从建国前的革命斗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建设；他都及时给予了指导帮助。可以说，彭真同志对临汾党组织的创立、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临汾的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遵循彭真同志的谆谆教导，坚持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全面建党。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整体素质和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得到切实加强，执政水平和驾驶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公仆意识、宗旨意识逐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务实创新，全面推进，不断上新台阶。临汾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逐步跃入全省前列。在建设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生殷实、环境优美的新临汾的道路上快步前进！（市委党史研究室 张国富 解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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