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媳妇盖厦，提起来害怕”，一句流传于民间的俗语，道出了现实中老百姓对彩礼的无奈。如果娶回媳妇能安心过日子，即使耗费了多些的彩礼，也算是“修成正果”，但近年来，女方收取彩礼后与男方生活时间不长，甚至仅办理结婚证，并未同居生活就玩失踪的现象频频发生，导致“新婚”即离婚的也随之增多。侯马法院不久前审结的一起离婚案件，尽管原告通过诉讼追回了部分彩礼，但当事双方备受煎熬，让笔者也感触颇深。

案件介绍

原告王文浩与被告李艳艳经介绍于2008年5月登记结婚并举行结婚仪式后，双方在被告哥哥的陪同下外出旅游，旅行归来后被告即离家出走，杳无音信。原告为寻妻想尽了办法，最后无奈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彩礼及各项花费共计7万余元。原审判决后，被告为躲避执行离家出走。原告则以“一场骗婚给我的家庭带来的灾难”为题开始上访。2010年5月，侯马法院对此案进行再审，并追加被告父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开庭时，被告没有露面，被告父母表示被告已离家出走一年多，他们也不知其下落。就彩礼的返还问题，认为彩礼系为被告结婚所用，应由其独自承担。原告的巨额财产打了水漂，花了钱的被告却不知去向，法律进行到这里，出现空白。为了解开案件的死结，承办法官多次约见被告父母，向其释法析理，分析后果，使之认识到，如果不主动返还彩礼，不仅毁坏家庭名誉，其女小小年纪即背负债务，很难开始新的家庭生活。被告父母最终表示愿替其女返还彩礼共计4万元，并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当庭给付1万元，余款3万元分期付清。原告在居委会主任的陪同下，放着鞭炮将书写有“公正执法，公道人心”锦旗交到院长手上。第三人夫妇亦感慨地说：“我们两口子双双下岗，女儿又有病，家里生活也很困难，法官的话击中了我的要害和内心痛处，处理好女儿的婚事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再苦再累也要保障孩子的幸福，剩下的3万元我们会主动送到法院，不用执行”。一起缠诉两年之久的涉诉信访案件终以双方当事人满意画上句号。近日，被告父亲主动将第二期应返还的1万元彩礼送到了法院。案件虽已审结，但反映出的许多社会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和借鉴。

法官解读

彩礼的由来及现状
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数额逐年攀升，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数万元的现金、汽车、住房等。
多少父母以完成孩子婚姻为己任，为给孩子娶个媳妇，自己咬紧牙关，省吃俭用，无论家庭经济是否能够承担，无论对方的需求是否合理，都千方百计去迎合对方的要求。新婚夫妇这边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房子、车子、家电、家具一应俱全，父母这边是节衣缩食，锱铢必较。许多生活本不富裕的家庭,为了给付彩礼而债台高筑,造成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年轻夫妻离婚时,对彩礼是否应当返还存在很大争议。父母的无私付出是伟大的，但这种失去理性的思维，无意中滋长了彩礼的泛滥，也助长了孩子盲目从众，虚荣攀比的心理欲望，一旦婚姻不成，到头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结局很是可怜。巨额彩礼在带来彼此感情伤害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稳定问题，彩礼中隐含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已不容忽视。

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彩礼问题由来已久，近几年，因高额彩礼引起离婚诉至法院的越来越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彩礼问题立法的进步，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彩礼纠纷案件裁判尺度，给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带来方便。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按照风俗给付彩礼的,有三种情形可以请求返还: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解释中规定的第二和第三两项,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但各地风俗习惯不同，彩礼名目五花八门，该规定过于简略和原则，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彩礼究竟包括哪些？是不是男女双方在恋爱中所给付的都应返还？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彩礼纠纷问题的裁判上，如何做到“解纷息诉”，成为困扰基层法院工作的难题。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和接受，通常是由一方的父母或亲属通过婚姻介绍人给付另一方父母或亲属。这又涉及到审理中诉讼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婚姻法解释（二）中规定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其中的“当事人”，是仅指婚姻关系中的男女双方，还是也包括实际接受彩礼的一方父母？法律对此没做出明确规定。如果仅列男女双方为原被告，必然判决女方本人来返还彩礼。但通常情况下彩礼多是女方的父母接受的，就会导致裁判结果虽正确，却不能据以执行女方的父母，使彩礼返还的诉求难以实现，纠纷无法彻底化解，此案的上访即是一典型的例子。此外现实中彩礼的给付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当引发彩礼纠纷时，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许多彩礼往往得不到认定，会直接导致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不满，从而给法官的调解工作带来诸多困难。

如何提高防范意识

  【责任编辑： 付基恒】